加征关税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核心政策主张之一。文章分析了特朗普关税政策以及提高对华关税的可能措施，并对我国如何应对美国关税冲击进行了初步的思考。
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说，美方已决定对欧盟征收25%关税，并将“很快”宣布。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举行内阁会议时对媒体说，整体来说，对欧盟关税税率将设定在25%，适用于汽车和其他各种商品。
特朗普还称，欧盟“占美国便宜”，以各种理由“拒绝接受美国的汽车和农产品”，美国和欧盟之间有大约“3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治报》此前报道指出，美欧贸易逆差并没有特朗普所言这么大。根据欧盟的数据，2023年美国与欧盟的货物贸易逆差为1558亿欧元（约合1686亿美元），然而在服务贸易方面，美国实现了1040亿欧元（约合1126亿美元）顺差。整体而言，美国对欧盟的贸易逆差为518亿欧元（约合560亿美元）。
当被问及是否会因边境管控的进展而继续暂缓针对墨西哥、加拿大加征关税时，特朗普说，他不会阻止关税生效，美国将对墨西哥、加拿大征收25%关税。
此外，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会上说，针对各国的总体关税行动将于4月2日实施。
特朗普2月1日签署行政令，对进口自墨西哥、加拿大两国的产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对加拿大能源产品的加税幅度为10%。3日，特朗普宣布对两国加征关税措施暂缓30天实施，并继续进行谈判。根据这一决定，相关加征关税措施将于3月4日生效。特朗普24日称，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征关税的计划将“如期推进”。此外，特朗普13日签署备忘录，要求相关部门确定与每个外国贸易伙伴的“对等关税”。
特朗普在总统竞选中多次强调，计划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征收60%的关税，但考虑到关税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反噬以及中国的反制措施，此情形出现的可能性不大。综合各研究机构观点，更可能的情形是美国对华平均关税税率提高至30%~45%，对部分商品加征超60%的关税。
一是通过总统权力直接对华加征关税。2月1日，特朗普直接援引《国际经济紧急权力法》（IEEPA）对中国加征10%的关税。美国总统可以援引IEEPA启动国家经济紧急状态，无需调查，立即生效，且无需通过国会，灵活性更高，时间上更快。预计未来特朗普将启动新一轮“301调查”，分阶段对华继续加征关税。
二是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PNTR，即最惠国待遇）。美国贸易法律规定，“非市场经济国家”不能自动享有和美国的“正常贸易关系”，需要反复接受国会每年审核。1989年之前，中国的审查基本都顺利通过。作为中国加入WTO流程的最关键一步，2000年美国国会投票批准授予中国PNTR资格，将中国享有的正常贸易伙伴关系“永久化”，不再需要年度审核及续签。
三是封堵中国商品通过第三方转出口至美国的渠道。特朗普将加强拜登政府对中国产品“曲线出口”的压制。一是通过“反规避”审查、“反倾销”调查等，针对中资企业海外产能布局，取消对有关国家的优惠关税政策。
历史经验表明，贸易摩擦是新兴大国崛起绕不开的挑战，并难以在短期得到解决。美国和欧盟对中国提高关税的行为与20世纪初英国对美德发动的贸易战，以及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本和德国进行贸易制裁的背景极为相似。中国全球影响力的不断增长使中美博弈更为白热化，叠加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使主要经济体将 “国家安全”、产业链“自主可控”置于经济效率之上，全球经济趋于碎片化，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只是加快了我国对外贸易环境恶化的进程。随着美国率先挥舞“关税”大棒，预计其他发达经济体，甚至与我国外交关系密切的新兴经济体，也将更频繁的对华提高贸易壁垒，以保护本土产业，并期望通过推动中国到当地投资建厂的方式进一步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
美国大幅提高关税壁垒需背负较高经济成本，对其进一步强硬贸易政策形成牵制，我国应对特朗普的强硬关税政策保持定力。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中心（PIIE）、高盛等多家研究投资机构的测算都表明，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加征的关税对美国国内经济增长、通胀等都造成负面影响。彭博社报道也指出，中美上一轮贸易战期间，支付关税成本的主要是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此外，特朗普广泛的“关税威胁”较难拉拢盟友联合对华施压，因此对华提高关税的影响程度有待观察。我国应审慎制定关税反制措施，避免陷入“以牙还牙”的简单对抗，为竞争中的合作保留空间。通过与美商界增强利益绑定，通过不同细分利益团体牵制美对华激进政策，为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赶超发展争取更大时间与空间。
短期应对措施上，汇率贬值、政府补贴出口企业以及出口企业主动降价的方式都对关税上升有一定对冲作用，但存在明显制约。一是人民币汇率贬值空间有限。根据《经济学人》杂志发布的巨无霸指数，日元、人民币等货币已大幅被低估，人民币汇率大幅下行不具备基础。应避免汇率贬值在外汇市场形成单边一致性预期并自我实现。二是当前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紧张，不应将有限的资金投入补贴出口企业上。三是目前工业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的利润空间已经非常有限，降低出口价格无异于饮鸩止渴。
中长期应对措施上，一是鼓励充分论证可行性后的海外投资，缓释关税冲击，同时增强中国与全球产业链的连结。海外投资建厂将面临更为严格的投资审查、合规要求，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反规避”审查和本土化要求也将不断收紧，未来可能提出技术转移要求。因此，为规避关税影响“一窝蜂式”出海的企业将面临极大的政策风险，不是“长久之计”。而有能力审慎评估投资风险、深耕当地市场的企业“出海”，不仅有利于缓释短期关税风险，也有望通过“本土化经营+中间品贸易+全球化平台”形成更为紧密的全球化产业链融合，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往来，主动应对“去中国化”风险。我国可通过推动与有关国家签订外商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等方式，为企业出海营造稳定、安全的环境。同时引导鼓励企业注重与当地企业的利益绑定，注重改善当地环境与民生，深化与当地的利益绑定，进一步加大其他国家“去中国化”的成本。
二是变危为机，加快释放国内市场需求，对冲外需可能的下滑。美国的关税政策具有一定的外溢效应，紧靠在第三国转口贸易也将引发诸多转口国家对华提高关税、保护本土产业的措施。根本上还要靠扩大内需促进新的供需平衡。应加大财政货币逆周期调节力度，短期可通过一定的鼓励消费补贴挖掘潜在消费空间。中长期消费意愿的提升还有赖居民收入、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财政支出结构应向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公共消费领域倾斜，解决居民后顾之忧，提高居民消费意愿。
本文整理：中国货币市场、央视新闻、中国日报等权威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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